此外，普通话的推广与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还被具体化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教育法》等法律规范体系中，而作为非通用语言的方言尚缺乏专门立法予以保护。

如前所述, 未来监察机关的管理体制应以首长负责制为主, 称为委员会容易和实行合议制的机关混淆。应将我国的监察机关命名为人民监察院, 以体现其人民性, 并与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相协调, 从而在国家政体结构上, 形成以人民代表大会为龙头的一府三院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人民监察院）体制。

笔者认为, 这个问题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但这主要还是因为监察和检察这两个词发音相近所导致的, 即使不使用监察院的名称, 监察机关、监察官和检察机关、检察官也都存发音近似问题。人民和政府亲切与否, 倒不在乎‘政府的名称上有无‘人民两字。在《监察法》 （草案）中, 将中央监察机关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员会, 其本意或许是希望通过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使其能与地方的监察机关区分开来。[21]杨正良:《韩国的审计监察院》, 《财会月刊》1993年第5期, 第48页。[30] （三）称为最高人民监察院的理由 对于设在中央的监察机关应称为最高人民监察院, 而非国家监察院或者中央监察院。

[12]王名扬:《法国行政法》,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第66页。自秦朝开始监察御史即作为专司监察的职官登上历史舞台。乍看起来，这一事实似乎使得对之加以广泛地探讨变得不可或缺。

这个答案没错，像通常那样，进一步观察则会发现问题。在这里，创设要素（S）存在于习惯中表达的建立习惯的个人意志行为（汉斯?凯尔森：《纯粹法学》第二版（前注2），第231页）。[43] 汉斯?凯尔森：《纯粹法学》第二版，（前注2），第229页。[28]因此，除了宪法形式，宪法律是形式意义上的宪法概念的第二个定义要素。

[14]无疑，这是个形式标准。尽管有宪法形式和宪法的称呼，凯尔森在这里谈的不是宪法，也不是形式意义上的宪法。

因此，人们能够既坚持基础规范的想法，同时又反对法与道德在概念上的分离。这表明，习惯法与内容与之相同的宪法律之间的冲突总是以有利于习惯法的方式被解决。如果是这样，高层级规范相对于低层级规范便具有宪法特征。因此，为什么凯尔森的基础规范首先被称为宪法，其次被称为法逻辑的或先验-逻辑的宪法就很清楚了。

由人们应该按照议会共和制的新宪法行为，也就是（3），可以推出具体的基础规范： （4）强制行为应该在这种条件下并以这种方式设定：像它在新宪法以及由此在依宪 法选举的议会所创设的规范中被规定的那样。当构建实质的宪法概念时，宪法的内容才起作用。凯尔森接着说，基础规范取决于实质（Material）——将这个实质统一解释为法是基础规范特有的功能，在这里是独裁者，在那里是人民被基础规范作为最高的、创设规范的机关。对此，参见京特?帕奇希（Günther Patzig）：可怕的抽象化——20年代之德国对希腊哲学的非理性化解释（?Fuchtbare Abstraktionen. Zur irrationalistischen Interpretation der griechischen Philosophie im Deutschland der 20er Jahre），载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自由主义的危机》（Die Krise des Liberalismus zwischen den Weltkriegen）, 鲁道夫?冯?塔登（Rudolf von Thadden），G?ttingen，1978年，第 201页以下。

但是，它应意味着，图示没有任何经验的东西（A版第138页，B版第177页）。作者：罗伯特·阿列克西（Robert Alexy），德国基尔大学法哲学与公法教授 译者：赵真，法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就此而言，规范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并非任何一个对凯尔森命题的讨论都必须首先以全面讨论纯粹法理论的基础作为开始。

标准逻辑问题不涉及通过什么、创设与实施的事实被转化成什么的问题，也不涉及范畴转化的问题，但涉及什么被转化为客观的应然或效力。它没有规定如何实现实质性的这四个维度，因此，它对诸如独裁的一党国家和民主的多党国家等不同现象保持开放。这意味着，这个要求——按照它行为——不能再被化约。如果没有梅克尔（Adolf Julius Merkl）引入[1]的规范层级构造理论，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是不可想象的，而如果没有宪法概念，层级构造理论也是不可想象的。[7]形式的合宪性以遵守权限、程序和形式等规定为前提条件。在规定法律制定的规则[36]之下，存在不同种类的规范。

但是，这种混乱很容易澄清——这是一种清楚的混乱，而且，这种澄清的好处在于，人们现在比没有混乱的情况看得更清楚：对于所有种类的宪法，只存在一个与宪法有关的[71]基础规范。对事实构成的讨论似乎是这个问题的主要来源。

在上面所引的凯尔森的表述中，正如已提到的，出现了两种事实构成：制宪的事实构成和依宪法创设的事实构成。[15] 汉斯?凯尔森：《纯粹法学》第二版（前注2），第236页以下。

[17]在那里，他更喜欢狭义上的宪法这个称呼，经改进，他也使用狭 义上的和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和真正的、原初的和狭义上的宪法概念。因此，可以看到下面这种可能：通过加入非实证化的要素，使只与实证法有关的基础规范转化为始终主要与实证法有关、但总体上是非实证化的基础规范（参见罗伯特?阿列克西：《概念与效力》（前注6），第167-170页）。

第二，在这两个由此结构中指出了相应宪法最重要的立法规则。在纯粹法理论的整个大厦中，凯尔森的宪法概念具有体系上必要的地位。乍看起来，在1925年出版的《一般国家学》中，不仅程序的东西对宪法来说是本质的，内容的东西也是。[15]在《纯粹法理论》第二版中，他强调，宪法——在一个段落之前，他称之为（这个词的实质意义上的）宪法——主要表达的是形式法。

前者是一个被称为宪法的文件，作为成文宪法，它不仅包括规定一般法规范的创设也就是立法的规范，也包括有关其他在政治上重要的对象的规范，此外和这种规定——根据该规定，这个文件（宪法律）中包含的规范不像普通法律，而是只有在困难的条件下、在特别的程序中才能废除或修改。这意味着，与宪法有关的基础规范(x) ( Vx ∧ Sx ∧ Wx →OBx )和与习惯法有关的基础规范(x) ( Sx ∧ Wx →OBx )不能互相冲突。

抽象的-一般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形式的/实质的二分的形式方面。第一种也是比较流行的变形将实质的/形式的二分与内容和程序的对立联系在一起。

凯尔森曾给出了许多表述。[25] 很容易看出，形式意义上的宪法与1925年的定义在关键之处是一致的：难以废除和修改，也就是凯尔森所谓的宪法形式。

[30] 同上注，第229-230页。若是人们对凯尔森的基本命题加以质疑，法——因而也包括宪法——先是由规范，进而由实证法规范组成，那就成功地进入到这样一种全面的探讨。基础规范和宪法的关系问题可以分为两组。它存在于推翻绝对君主制、建立议会制共和国的历史事件中。

[21] 汉斯?凯尔森：《纯粹法学》，第一版，Leipzig/Wien，1934年[以下简称：纯粹法学第一版]，第74-75页。[34]但是，不能就字面理解，否则，会导致这个特别的结果：既有宪法律的特征又有宪法形式的实质宪法同时不是形式意义上的宪法，就像它不包含——形式的/实质的二分的第一种解释程序与内容的东西区分的意义上——实质的内容，例如基本权。

因此，它可以放在这个问题——革命对于基础规范的制宪的事实构成意味着什么——中来理解。如果宪法通过的事实中所表达的制宪者的主观意志应被解释为客观有效的实证法，则必然预设这个规范。

对此，正如已表明的，立法的规定已经足够。[61] 事实性（Tats#228;chlichkeit）是事实构成概念的第一个维度，它直接涉及事实。